在内部召开的紧急大会上，一直醉心铁路建设、对国民党党务放任自流地孙中山对众人发了火，大炮脾气再度显现：“我们有些同志，局面刚刚安定就开始争权夺利起来，丝毫没有党的纪律观念、没有党的民主观念。有困难了来找我，说我是领袖，要领导你们，可我以前几次三番劝你们之时你们哪个把我当领袖？我说过的话你们有多少人听了？我屡次三番地告诉你们，中国现在有这个局面不容易，秦大总统年轻有为，大家要配合，要共同建设。你们倒好，尽拆台……我和克强说了宪法是好宪法，要支持，你们偏偏反对；我和克强嘱咐你们要配合政府、要服从总统的领导，你们有些人偏偏要唱反调。要搞三次革命……你们要革谁的命？我知道你们对那些加入人民党的同志有气，可他们的正确意见你们什么时候能听得进去？再这么下去，我和克强要么不再属于某一党派，要么也加入人民党……国民党……国民党。不为国民谋福利，尽让国民失望！”
由于情势危急，一直抱病在身、在日本养病地黄兴也出现在国民党紧急会议上，他面如白纸、语调哀痛的说：“同志们，你们看看，现在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是有人说过，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可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么？我和孙先生原本已经都淡出政治舞台，准备干一番实业以报效人民，可是有些人呢？一点理想也没有，整天为了那些蝇头小利你争我夺，可悲不可悲？你们有些人嘲笑我，说我做个空头副总统，这我承认，我一直在日本养病。大事都不管。可即便是个实权副总统，我也不想做……大总统当时力邀我出任副总统。说得非常诚恳，说是加强两党团结，共同建设新中国。言犹在耳，我们有些同志就当作是争权势、争地位的耳旁风……痛心啊！”讲到激动处，黄兴再也控制不住，“哇啦”一声张口大口呕吐起来，台下所有人都惊呆了，吐出来的都是红殷殷的鲜血。当晚，旧疾复发的黄兴住进了医院，病情变得比以往更重了……
迫于压力，剩余地国民党议员在参众两院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一致投了赞成票，决定撤销所有参与三次革命的议员资格并追究刑事责任。但经过这么一番变动，人民党议员已占据两院议席的近7成，完全达到了控制国会的目地。而随后通过的有关议员补选决议，也大大有利于人民党进一步控制局面。
以汤寿潜辞职和新党员的加入为契机，人民党也进行了改组，经过一致讨论通过，先行撤销南方局机构，并相应建议在今年10月召开的全会上修改党章，同样撤销北方局机构，今后人民党将不再设立地区大局，而直接由中央委员会领导，新近加入地梁启超被补选为副主席……改组后人民党在南方的势力有所扩大，原本南方局势力只限于江苏、浙江和上海，到三次革命结束后，南方机构已扩展到福建、安徽、湖南、江西等处。广东、湖北也在加紧筹建，陈独秀和沈钧儒作为人民党内最年轻的后起之秀，出人意料地担任了安徽和浙江省委书记的职务，让人分外刮目相看。
西南实力派在三次革命中也是蠢蠢欲动，但由于冯国璋等人的迅速覆灭，他们还没来得及行动就已经失去了串联对象，为了避嫌，无论是陆荣廷还是唐继尧，都纷纷打电报向中央表示服从，并保证在适当的时候推进军民分治，在通电的同时，还使出浑身解数上缴了拖欠一年多的税收。虽然明白这只是某些人地借口和缓兵之计，秦时竹基于安定内部的需要，还是大度地接受了他们的效忠并且一通和颜悦色的安抚。在广西和贵州象征性地接受中央委派下来的几个军官后，国防部索性也将一部分在三次革命中缴获的军火发给了他们，落得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在冯国璋兵败身亡后，中华民国剩余的现役上将只剩下了两位，即陆尚荣和萨镇冰两人（段祺瑞是退役上将），为了合理规划军队结构，8月13日，中华民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秦时竹大元帅签署命令，晋升总参谋长张绍曾、总政治部部长蒋方震、总装备部部长何峰、总后勤部部长宁武四人为上将，几个尚挂着少将军衔地副部长也同步晋升为中将。一大批作战有功地人员依照条例晋升了军衔和被授予各个等级的勋章，全军上下沉浸在一片欢腾地气氛中。
随着欧战的日趋激烈和三次革命的结束，有关青岛问题日益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自英国对德宣战后，不时有消息传出，与英国有同盟关系的日本将依照这层关系加入协约国方面对德作战，首要目标就在于夺取青岛。虽然日本还没有正式对德国摊牌，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德国方面洞察了其中的危险。在外交部长陆征祥和德国特使经过数轮谈判仍无法最后定局的情况下，德国特使斯肯豪森急于达成协议并一再要求会见秦时竹。
“特使先生，想必您也很清楚，目前在青岛问题上除了我国政府外，英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都有各自的野心，不基于对这种情况的清醒认识，我们是无法处理好彼此关系的。”
“是的，我国赞同大总统的判断，而且我们的利益和出发点也是一致的，就是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中德友好。我和外长阁下进行了坦率而又真诚地会谈，在大的方面已经取得了一致，双方目前的分歧在于细节的协商过程。”
“有关情况我已看过会议纪要和备忘录了，我只想提醒贵使一点，某些国家并不乐见这种合作的达成，意图千方百计地破坏和阻挠，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地达成一致，可能面临着更多的变局，这对于双方的共同利益是不利的。”在三次革命结束后，英国政府为了应付欧战局面，指示朱尔典加快与中国接触，为大英帝国的远东政策寻求一个体面的转折。唐绍仪作为秦时竹的政治顾问，已先期会见了朱尔典，一方面对英国方面在三次革命中的“中立”立场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则探讨中英建交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