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楫的一番话下来，顿时让这些传教士们心中变得忐忑不已，重新冷静了下来，原本对他们此行赴京的乐观和激动也都消失不见。</p>
朱由楫的思维又有些发散，因为他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并非是他临时起意，同样也并非是他有意的想要为难金尼阁、汤若望他们这群传教士</p>
而是这些问题，在原本的历史时空中，便真真实实的发生过，而且围绕着这问题所产生的冲突还不止一次。最近的一次在万历四十四年爆发的‘南京教案’距离着现如今也才不过短短四年时间。</p>
在大明朝灭亡以后，螨清捡漏入了中原，成为了中华家的当家人。最初的时候，螨清朝廷对于这些欧洲来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基本上就是延续了明朝的态度，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相反因为汤若望和南怀仁收到顺治和糠稀的重用，再加上他们吸取了万历四十四年“南京教案”的经验教训，沿用的是利玛窦“耶儒合流”的适应性策略”，就是尊重中国文化、适应中国文化，在天主教教义和儒家学说之间去寻找共同点，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这两种异质文化中寻找具有同一性的地方、由此及彼的契合点，使得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开展的非常顺利。</p>
没成想，后来有从欧洲来的传教是多事，要推翻利玛窦的策略，认为中华文化是属于异端，1643年距离北京失陷明朝灭亡还有三年，在这一年，多明我会士黎玉范回到欧洲，上书给了罗马教廷，列举了17个问题，质疑耶稣会在华传教的方式，然后1645年，时任教皇英诺森十世发布命令，宣布中国人祭祀祖先、孔孟等都是异端行为，禁止中国的天主教徒参加，成功挑起了历史上的第二次东西方“礼仪之争”！</p>
1693年，担任福建代牧的法国外方传教会士颜当突然下令，禁止辖区内的中国教徒祀祖敬孔。</p>
康熙先后两次派开明的耶稣会传教士出使欧洲，向罗马教廷阐明观点，寻求解决的办法，希望教皇撤销禁令，但是罗马教廷一意孤行。</p>
1704年，但是的教皇教皇格勒门十一世更是直接颁布了所谓的《禁约七条》，派传教士多罗带着这七条禁约赴中国，并在1720年，教皇特使嘉乐抵华，将《禁约七条》翻译成汉文。</p>
在中国境内的基督信徒从今往后不许用“天”字，也不允许用“上帝”的字眼，教堂之内，不允许悬挂“敬天”二字之匾，此为禁约之一。</p>
凡中国境内基督徒不许参加敬拜孔孟、祭祀祖宗的大礼，凡入教之人不许作主祭、助祭之事,连入教之人亦不许在此处站立,因为此与异端相同。此禁约之二也。</p>
凡入天主教之中国官员或进士、举人、生员等,许入文庙、孔庙行礼；或有新上任之政府官员并新得进士,新得举人、生员者,亦俱不许入文庙、孔庙行礼。此禁约之三也。</p>
凡中国境内入天主教之人,不许入宗族祠堂行一切中国传统礼仪。此为禁约之四。</p>
凡入天主教之中国教徒,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坟</p>
上,亦或者逢吊丧之事,一概不许行礼；如果本教教徒与其他宗教之人,若相会时,同样不许打招呼行礼,因为这也是异端的行为。此禁约之五也。</p>
凡中国境内之教徒，禁止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因为牌位上有“灵位”和“神主”等字眼，此即禁约之六。</p>
自今往后,凡西洋教士在中国传教,或者再有从欧洲往中国去传教者,必须要于未传教之先,在天主台前发誓,谨守此禁止条约之礼，随后在中国发展的信徒也必须要向天主发誓谨守这些禁令，并且要将发誓之音信寄到罗马。此即为禁约之七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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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教皇的七条禁令成功引起了康熙和中国官绅的愤怒，康熙下旨禁止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但是并不太严格，直到雍正即位，又加上这些传教士们参与了夺嫡之争，支持的全都是雍正的对头，于是雍正即位后，采取了坚决而彻底的禁绝天主教行动，此后螨清的乾隆、嘉庆、道光也都继承和遵行了这一政策，直到鸦 片战争爆发，传教士才得以再次进入中国传教，然后一直到红色新中国成立期间，也多次爆发冲突.....</p>
这便是长达近四百余年的中梵博弈！</p>
将思绪从原来那个时空的中梵博弈历史中收回来，没有心思去理会和琢磨这些传教士们此刻的心情，也不管他们能不能够接受，向这一众神甫道出了自己的第三个疑问。</p>
“孤想要在知道，一旦我大明放开了你们在中国的传教禁令，允许你们在中国自由传教，信仰天主的中国教民是应该效忠教皇，还是应该首先效忠我大明的皇帝？教皇是否会利用传教之机，干涉我大明内政?是宗教神权在上，还是我大明世俗皇权在上？</p>